铲子进来，清理污物。又有两三个工作人员把家属转移到隔壁的卫生所，他们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表情沉重，眼圈红红的，嗓子嘶哑。
我对那个黑裙姑娘很好奇，她的脸上写着震惊和恐惧，还有一丝很不情愿的，类似胆怯、厌恶的内容，这使她的身份很模糊。
我的意思不是说她缺乏同情心，我想，除非工作需要，否则也没有人愿意泡在这里，去感受别人那种难以言喻的哀痛吧？我知道很多人看了事故报道都很难受，也有很多志愿者愿意对罹难者家属们伸出援手，但这并不能由此来苛求前一种人，比如这个姑娘，她宁愿回避，也不愿面对这种生离死别的场面。毕竟，在如此悲惨的场景面前，大家都无回天之力。
一对中年夫妻在亲友们浩浩荡荡的陪同下走了进来，妻子几乎是给人搀进来的。亲友们大多是年轻人，脸上表情各异，有心存侥幸的，有内心担忧的，有故作轻松的，有目光惊惶的。他们来找一个小女孩，确切地说，他们希望找不到这个小女孩。
我怔怔地看着这位父亲，想起了车上那个背书包的小姑娘，她对单身女郎说：“大姐姐，你好漂亮哟。”父女俩的单眼皮如出一辙。
我问他们，小姑娘是不是背着一个土黄色的书包。大家都惊惶地望着我。我忽然后悔了，我干吗要充当这个角色？他们的一生可能就被我的这个消息所改变。
做母亲的脸色惨白，她看我的眼神居然有一些憎恨和厌恶。她皱着眉，“你是哪个？”
父亲的理智还算清醒，对我说了句：“抱歉”。
我喃喃地说自己是公共汽车上的最后一个目击者。
工作人员也提心吊胆地望着我，所有人都在愣愣地望着我，这个房间失去了的重心，忽然全都压在了我的身上。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小妹妹，她背着个黄色的双肩书包，讲平城话……”我的声音低下去，硬着头皮，艰难地说，“她梳一个马尾辫。”
亲友团顿时有人哭出声来，母亲仿佛从很遥远的地方看着我，憎恶地问：“你是哪个？”
两秒钟之后，场面混乱，母亲晕倒，亲友们乱成一团，丈夫扔下妻子，捂着头蹲下去，工作人员都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
黑裙女孩很不赞成地看着我，悄悄地责怪道：“这个车上的乘客，光是小孩子就有四五个，你怎么可以说‘好像’这一类不负责任的话？你怕不开口，人家把你当哑巴卖了？”
一位善解人意的女交警用眼色制止她说下去。
孩子的父亲缓缓站起来，他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几岁，对黑裙女孩说：“小姐，不要怪他，这位先生，他没有讲错。我……”他虚弱的声音让我们都听不清。
他痛苦地说：“其实，今天我从《平城早报》上看见有报道说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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