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用超越政治的态度。当然，这样一套新书是与旧制为敌的，虽无关学术立场，但将来不免会为主持者引来一些政治立场的敌人。但是，不论付出什么代价，为了未来国民教育每年每册三十万本的教科书，是义不容辞的。我清晰地记得，屈先生坐在那间陈旧的办公室，深深地吸着他的烟斗，然后叹了口气，说:“好罢……我答应你!这下子我也等于跳进了苦海，上了贼船。”他语气中有一种不得不然的复杂情绪。我觉得其中有种一诺不悔的豪情和悲壮，从洁净超然的学术天地，走进政治、文化立场的是非之地，应是也经过许多内心交战的思量决定。

　　屈先生主持“国民中学国文教科用书编审委员会”，由台大、师大、政大各三至五位教授和几位中学老师组成。主编执笔者是台大中文系张亨教授、师大应裕康教授、政大戴琏璋教授，他们都是中文系普受肯定四十岁左右的年轻学者。

　　为了一年后即须使用正式部编本教科书，第一、二册必须编出定稿，在次年八月前出版。国立编译馆所有会议室，日日排满会程，有些委员会晚上也开会。国文科委员开会经常延长至黄昏后，当时还没有便当简餐，编译馆就请屈先生、执编小组和编审委员到隔壁侨光堂吃很晚的晚饭。屈先生有时主动邀往会宾楼，杯酒在手，长者妙语如珠。

　　一九七三年以后，数代的国民中学学生至少是读了真正的国文教科书，而不是政治的宣传品。想来屈先生未必悔此一诺，他当年付出的心力和时间是值得的。可惜屈先生逝世后的追思文章，甚少言及他在这方面的贡献。

　　三位主编初拟国文课本第一、二册目录之后，我们的编审委员会才算真正开始运作，屈先生掌舵的船才开始它的苦海之旅。在那政治氛围仍然幽暗的海上，他不仅要掌稳方向，注意礁岩，还要顾及全船的平稳航行。开会第一件事是由主编就所选二十课的文体比例及各课内容、教育价值加以说明，然后逐课投票，末过半数者，讨论后再投票。如我们预料，这个过程是对屈先生最大的挑战。有两位委员严词责问:为什么原来课本中培育学生国家民族思想的十课课文全不见了，现拟的目录中只有两篇，远二分之一变成十分之一，其他的都是些趣味多于教诲的文章。杨唤的新诗《夜》怎么能和古典诗并列?《西游记》、《美猴王》、沈复《儿时记趣》和翻译的《火箭发射记》都没有教学生敦品励学……解释再解释。投票再投票，冗长的讨论、争辩、说服，几乎每次都令人精疲力竭。最后审订两册目录时，屈先生、三位主编和我的欣喜，只有附上新旧课本目录的对照表可以表达明白。新版实在有趣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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