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息官，他们合格而且有经验，授课内容也达到我希望的标准，帮我度过了最早的难关。我自己教英国文学史，第二年请到了东海大学的谢颇得教授来教英诗。他是英国人，在东海已是最好的英诗课教授者，因为另有一种自然的深度与韵味，与其他老师不同，给我的学生极好的启发。

　　外文系成立之初，原属共同科的英文、法文、德文老师都成为基本师资。由农学院时代即教大一英文的田露莲（MiSSTilford）和孙宝珍（MarySampson）是美国南方保守派的浸信会传教士，她们的教会即盖在学校门口的一排凤凰木后面，多年来与我十份友善，但是很不满意我聘来兼任的文学课程美籍年轻老师的教课内容，认为太自由派（radical）。我主编的大一英文新课本取代了幼狮公司出版的大一课本。也引起另一批真正“老”教授的指责。但是我刚刚读书归来，对英美文学的基本教材曾认真研究过，也搜集了相当多的资料，确知学生不能再用陈旧的标准选文，须加上二次大战后的文化各领域新文章，幸好获得多数支持（包括学生）。大一的课程只有一门“西洋文学概论”是本系的傅伟仁（Burke）教，他是长老会传教士，思想相当“前进”，很得学生拥戴，那一年我与他合编一本教材，解决了当年仍无原文书的困境。法文课的顾保鹄和王永清（卫理中学校长）都是天主教会神父，法文造谙深，教学极认真。大一国文老师是中文系的陈癸淼先生，给他们出的第一个作文题目是《给你一串串的阳光》，刚从高中毕业拼完联考的学生那里见过这样的境界!三十多年后仍然津津乐道。我留住他教外文系大一国文直到他去台北从政，他竞选立法委员时，很多学生是热心的助选者吧。另一位令他们难忘的老师是教《中国通史》的曾祥铎先生，他对当代史的开放批评的角度有很大的启发性，后来竟引来当年政治不正确的牢狱之灾，出狱后主持一个政论节目，我与他在台北街头相逢，真不胜今昔之感，不知一切从何说起。

　　一九七0年秋季开学后，我筹划召开的“第一届英美文学教育研讨会”，准备在中兴大学开会，在那些年这样的会议甚少，各种学科会议都不多，在台中召开的更少。我很诚恳地希望各校在教学方面多些交流的机会，给台大以外的学校一些援助，全省只有四校有外文系，一直是文科学生的第一志愿，而师资普遍不足，教材又需大幅汰旧换新，以适应新的时代。全省开文学课程的同行来了三十人左右，台大的朱立民和颜元叔自然是会中明星，人少，大家畅所欲言。我那小小的新系忙了许久，那股欢欣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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