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经济要素上，没听说有出这个圈的。
而且几乎必然都是“空想”派，指望着上层自发改革，或者在不触动地主利益、或者在地主所能接受的改良之下搞。
伸出手指头点一点。
降低官田税、增加私田税，使得田主自发投效官田。
划定个时间范围，在此之后，土地不得买卖。
三十年赎买。
恳求地主行仁善之德，自发永佃给佃户。
既定划线之后，鼓励官民举报越线继续兼并的的，民告归民、官告归官的。
……这基本算是最不扯犊子的想法中的佼佼者了，要是能比这个更高，那绝对没有。
刘钰就可以明确的说，王源的惟农有田论、工商纳税授勋论、城市房税论，就是传统文化与工商业发展冲击下的最高版本了。
朝鲜国的儒生，又不多了脑袋，学的都是一套东西，无非这边开始玩实学的时候，那边还在搞朱子学，但内核不变，肯定也跳不出这个圈。
怎么说大顺也是文化母国，但凡藩属的儒生能想到的方案，大顺这边早想到了。
甚至就朝鲜那边的情况，都用不着明、顺儒学，经济基础过于超前了。
直接从唐宋翻书，多半就能发现和他们苦思三十年而一模一样的想法。
纯他妈重复发明轮子的玩意儿。
刘钰扒拉扒拉手指头，也不可能去这些文化圈藩属国，寻找儒家的可行方案。
故而自然不可能对朝鲜国的大儒，有多少了解。
不过既是这人偷渡过来就直奔程廷祚等人去了，他老师大概的想法，刘钰心里也就大致有数了。
气、理、心这些玩意儿的区别，刘钰不懂，也不知道两边学派都是实学，但在这些哲学构建上天差地别。
可经济诉求、所有制、土地制度这些东西，那就真是鱼找鱼虾找虾。大概一猜，也就把圈缩到差不多可以理解的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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