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并指出怀旧的贵族阶级患病率特别高。曾是贵族优雅的标记，如今成为道德沦丧和脆弱的标记，解决之道是除去傲气。约翰逊说这种痛苦可防止怨气，并发现“苏格兰的人民既不富有也不奢华，就我所知，当地的精神障碍者非常少见。”布朗（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医生兼作家）也说：“我们颓废、胆怯的生活，加上我们的岛屿型气候，使我们的意志越来越消沉，精神障碍者也愈来愈多，令人难堪。”柏克（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及哲学家）说：“忧郁、丧志、绝望和常发生的自戕，是因为我们以消沉的眼光、疲弱的身体看待事物的结果。这些罪恶的解药是运动或劳动。”伏尔泰小说中的人物康第德即使是在他的烦恼已近尾声之时，依然持续奋斗，最后他沮丧地对女主人公说：“我想知道哪件事是最惨的，被黑人海盗抢了一百次、屁股肉被削下来、挑战保加利亚军队、在宗教的火刑仪式上遭鞭打和吊起、被刀砍、在大船中当划桨工——就我们的经验来说，每件事都很痛苦——还是坐在这边无事可做最惨？”问题直到康第德和她亲自整理自家菜园才解决，泥土的味道使他的心情变好了很多。不过相反的看法（上流的生活可提升精神层次，工作会使其降低）依然很流行。华尔波尔（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家）开给朋友一个药方：“处方——在伦敦待三百六十五天。”以除去他心中的重担，这种病是乡下的甜酒治不好的。

　　到了十八世纪末，浪漫主义的精神开始抬头，纯粹理性太过乏味而逐渐破灭。精神开始变成高贵的东西，崇高而又令人悲痛。忧郁又一次被放纵，比费西诺的时代更受人景仰。格雷（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家）捕捉到时代的气氛，这个时代再度将忧郁视为知识的来源，而非排拒知识的愚行。他的“乡村墓地挽歌”成为经由悲伤而得到真理智慧的标准文体，人们可借此学到“光明的道路不过就是朝坟墓而去”。在伊顿学校（历史悠久的英国贵族学校——译者注）的操场上，他看到：

　　悲愁降临在每个人身上，

　　苦难不同但一样地哀痛。

　　慰藉他人之苦，

　　以忘却自身之苦。

　　不要再有愁苦了；

　　无知才是真幸福，

　　聪明人其实愚蠢。

　　柯勒律治（十八世纪的英国诗人）于1794年在文中说他渴望被“苦闷的喜悦”麻痹，“暗色的翅膀把骚动的心孵成神秘的喜悦。”康德认为“忧郁可远离俗世尘嚣，因为合理的倦怠是一种崇高”。而“以规范为准的美德有个特点，它似乎是要与心灵的忧郁结合才能达到最高和谐。”在此气氛之下，十九世纪接受了忧郁症。

　　在告别十八世纪之前，我们也该来看看当时的美国殖民地发生了什么事，当时基督教的力量比欧洲还强大。忧郁症的问题更让移民感到苦恼和困扰，于是有一个关注此问题的美国学派很快就在麻省形成。美国移民比起欧洲人更加保守，他们常表现出非黑即白的宗教式观点，他们喜欢用宗教来解释忧郁症。与此同时，他们还要应付接踵而来的忧郁。他们讨生活非常困难，社会制度依然僵硬，道德标准很高，孤立感尤其强烈。他们无法服用华尔波尔的“处方”，没有多少炫丽或有趣的方法可以甩开忧郁。把生活重心放在宗教救赎和真理中，也叫人发疯，因为这种唯一的生活重心是非常不确定的东西。

　　科学时代的来临

　　这种社会里的忧郁症患者，几乎都被视为恶魔附身，因他们本身的脆弱或不努力向上帝忏悔而被恶魔蹂躏。马瑟（当时的清教徒领袖）是第一个长篇论述探讨此问题的人。虽然他早期倾向于极端的道德评判思想，后来因他的妻子琳达得了“如同被撒旦附身”的忧郁而改变态度。接下来的几年，马瑟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研究忧郁症的问题，同时开始构思一种理论，将神圣、生物、自然和超自然的理论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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