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的传导”现象造成的。据《隐藏的恐怖：在二战中的日本战争罪行》的作者田中雄喜所说，日本现代军队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有巨大的暴行隐患。原因有二：首先是日军官兵中存在的独断专行和残酷虐待，再就是日本社会由天皇身旁的人支配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在侵占南京之前，日军对自己的士兵也长期施加羞辱。士兵被迫为长官洗内衣，或是温顺地站着任由长官掴耳光，直至鲜血横流。用乔治·奥威尔的话说，日本士兵时常受到的这些抽打，是来自长官的“爱的行动”；而日本海军用“铁拳”加强的残暴纪律，则被叫做“爱之鞭”。

　　人们常说，权力最小的人一旦握有对社会等级中更低微人们的生杀大权，常常会变成最残暴不仁的人。日本士兵来到海外后，因为森严的等级制度而压抑的残暴突然得到了发泄。在外国领土或殖民地上，作为天皇的代表，日本士兵享有巨大的权力。在中国，即使是最低级的日本列兵，其地位也要超过最有权有势的中国人。由此不难看出，长期被压抑的愤怒、仇恨和对权力的恐惧就是如此在南京爆发成无法控制的暴力。日本士兵沉默地接受了长官施加的一切，那么中国人也必须接受他们选择的一切暴行。

　　学者们认为，侵华暴行的第二个原因是许多日本军人对中国人的鄙视--这种鄙视是通过数十年的宣传、教育和社会灌输形成的。如果说中日两个民族种族不同的话，日本人和中国人也是很相似的(也许正因如此，日本人感到自己的独特性受到了威胁)。尽管这样，皇军中许多人把中国人看做是低于人类的人种，对他们来说，杀中国人就像踩死臭虫或杀猪一样，不必有任何道德上的压力。事实上，无论是在战前还是战争期间，各个级别的日本军人时常把中国人同猪相提并论。比如，一位日本将军告诉一位记者说：“坦率地说，你对中国人的看法与我完全不同。你认为中国人是人，而我认为他们是猪。”在南京，一个日本军官把中国俘虏十人一组绑在一起，把每一级推进一个坑里，然后烧死他们。这位军官为自己开脱罪责时解释说，他在杀人时的感受同他杀猪时一样。1938年，一个名叫东史郎的日本士兵在日记中揭露：“现在，一头猪比一个人(中国人)的命更值钱。因为猪肉能吃。”

　　第三个因素是宗教。日本皇军给暴力冠以神圣的光环，使暴力具有一种文化上的必要性，这种力量丝毫不亚于在十字军东征和西班牙宗教法庭时期那种驱使欧洲人的力量。在1933年的一次讲演中，一个日本将军说：“每一颗子弹都必须充满帝国的风范，每一枝刺刀尖上都必须烙有民族的精神”。

　　几乎没有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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