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强的机动性，可以在战场上自由的运动。

　　胡斯车堡的基本单位是小组，每一个车堡小组一般有10-20人和相应的军械。在小组之上，以10辆车堡为单位组成更大的战术单位，再往上则是几十上百辆车堡组成的连队单位。

　　每个小组一辆战车，战车的人员配置是2名射手(装备有火绳枪和炮)、4到8名弩手、2到4名链枷手(用农民的链枷作战)、4名长矛手、2名盾牌手(战斗时用大盾牌掩护人和马)和2名驭手。驭手负责驾驭马匹和到宿营地后联结战车，战车由车长指挥。

　　车堡作战并不是单兵种独立作战，而是步、骑、车三方结合，协同作战。胡斯车堡的配备步兵编为五十人队，配有五十人长。百人长指挥数个五十人队，步兵盖特曼统率所有步兵。骑兵因为装备轻，机动性强，因此任务是侦察、行军警戒、实施反冲击和追击溃逃之敌。

　　除了人员上的混合，车堡还利用火炮作为火力支援。胡斯车堡的炮兵部队分为野战炮兵和攻城炮兵。野炮有发射石弹的短炮管榴弹炮和固定在木制炮架上、发射石弹和铁弹的长炮管。一般而言，5辆战车配1门野炮。主要攻城火炮是口径850毫米、射程200到500米的臼炮，每个战车队配1门。

　　可以说，胡斯车堡是近代陆军战术的曙光，因为它终结了贵族骑士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打破了中世纪战争的个人武勇为主的战争特点，更加强调各个兵种之间的紧密配合。

　　当然，胡斯车堡并不是单纯欧洲人的专利，明朝时期也独立创造出了车营的战法，而将这一战法发扬光大的人，正是俞大猷！在后世华夏，世人都知道戚继光，但不少人都不知道，戚继光时代，还有个俞大猷，抗倭功绩，不亚于戚继光。其本身领兵才能也不比戚继光低多少。

　　须知当时的人们，称呼二人为“俞龙戚虎”。龙明显比虎强，所以，当时的人，对俞大猷的评价，还要高于戚继光。只不过相对于处事圆滑的戚继光，同为抗倭名将的俞大猷性情刚直、不知变通，被朝廷猜忌和排挤打压。

　　在嘉靖三十七年，俞大猷先后杀倭寇四五千人，几乎平定倭患，但是由于官军将倭寇围攻一年不能攻破，作为俞大猷上官的总督胡宗宪，便认为让倭寇出走更有利，于是便打算暗地放开防线，诱使敌人四散逃跑后再逐个击破对方，因此并没有配合俞大猷督兵追击。以至于事后御史李瑚就此事上疏弹劾胡宗宪。而身为官场老油条的胡宗宪，便一推二五六，直接将罪责推到俞大猷头上，嘉靖皇帝大怒，下令逮捕俞大猷。

　　直到嘉靖三十八年。含冤入狱的俞大猷，被好朋友陆炳花以重金保释出来，去大同巡抚李文进麾下，防备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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